《漢志·六藝略》劉歆遺意鉤沉炒股开户

提 要：漢哀帝建平元年，劉歆作《七略》推崇《左傳》等古學及孔壁《書》《禮》等古經，批評《公》《穀》失真、今文《尚書》脫簡、今文《禮經》缺少天子禮，繼而移書太常博士，爭立《左傳》古學及古文《逸書》《逸禮》。儘管移書遭到諸儒激烈反對而失敗，然而《七略》中大量極具個人傾向的敘述被《漢書·藝文志》接受，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後世的“古文”敘事及《春秋》學、《禮》學等經學觀念，孔安國注《尚書》《論語》《孝經》的出現也與此不無關係。若能知悉劉歆崇古的本質及其言說策略，《漢志·六藝略》中若干滯澀之處乃得讀通，兩漢經學史中的古文問題始可得以澄清。

關鍵詞：漢書藝文志 劉歆 七略 古文經學

本文原載於《歷史文獻研究》第54輯，廣陵書社，2025年6月

寫作期間，曾向劉傑陽、陳侃理討教疑難，初稿完成後，又蒙張興飛、黃秋怡、郜積意、張學謙、馬楠、陸駿元等師友賜教，特此致謝。

我們閱讀一部官修目錄時，往往默認它是權威、客觀而全面的。殊不知，現存最早的目錄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，卻遺留了不少劉歆飽受爭議的私見。對照劉歆《移讓太常博士書》（下稱《移書》），[1]可以發現《移書》中那些“忤執政大臣、為眾儒所訕”的激切主張，竟然完全隱藏在了《漢志·六藝略》的字裡行間。

如所周知，班《志》是劉歆《七略》的刪要，[2]固然以後者為藍本。[3]劉歆不合時務的意見筆之於《七略》而為《漢志》所保留者，本應是理解《漢志》之鈐鍵，通人或不屑一一道破。[4]今不避冗贅，借《移書》解《漢志》，聊供方家一哂。

一、《移書》之主旨及言說策略

（一）《移書》的主旨

哀帝初即位，劉歆貴幸，受詔踵繼先父劉向校書和《別錄》的事業，“復領《五經》”，“乃集六藝群書，種別為《七略》”。[5]

此前劉歆讎校中祕書時，見古文《春秋左氏傳》，大好之。當時《公羊》《穀梁》博士普遍蔑視《左傳》，認為《左氏》不是對孔子《春秋經》的解釋。面對非議，劉歆的策略是引《左氏》傳文以解經，“轉相發明，由是章句義理備焉”[6]。不論劉歆是否寫有章句，[7]按照劉歆的設計，《左氏》至少已經初具創設章句的條件。那麼，為《左氏》建立學官，就有了切實的基礎。[8]劉歆遂白哀帝“《左氏春秋》可立，哀帝納之，以問諸儒，皆不對”[9]。歆因移書太常博士，責讓之。

《漢書》本傳在《移書》之前，說劉歆“欲建立《左氏春秋》及《毛詩》《逸禮》《古文尙書》皆列於學官”。班固的這一敘述未能完全對應《移書》的內容，有必要在此辨析。劉歆《移書》所說，無論是見載於《漢書》還是《文選》者，無疑是欲將《左氏春秋》《逸禮》《古文尚書》三書立為官學，而未涉及《毛詩》。[10]《逸禮》《古文尚書》，既是古學、又是古文，固不待言。《左氏》是未立學官的古學，至於它的文字，《漢志》有《春秋古經》，蓋《左氏》之經文；而《左氏傳》，《漢志》並未著錄古文本，則中祕本要麼是今文本，要麼不便以古文稱之。[11]中祕《左傳》可能來自張蒼或賈誼，[12]從劉歆本傳說“初《左氏傳》多古字”推測，賈誼、貫公、尹咸、翟方進等學者傳習之本已不是先秦古字，只是在漢隸中保留了一些古字的寫法，猶如今《周禮》經文法作灋、祇作示之類。[13]本傳說“歆校祕書，見古文《春秋左氏傳》”，要麼是張蒼、賈誼所傳今文本，而“古文”指《春秋經》，要麼的為張蒼所獻古文本。《移書》稱“得古文於壞壁之中，《逸禮》有三十九，《書》十六篇……及《春秋左氏》，丘明所修，[14]皆古文舊書，多者二十餘通，臧於祕府，伏而未發”，《逸禮》和《書》為“古文”，[15]“舊書”可能主要針對丘明所修之《左傳》。“多者二十餘通”，蓋指三書中複本最多的，多達二十餘通。[16]即便認為二十餘通中絕大多數都是殘篇，在三書中也只有屢經傳習的《左氏》可能存在這麼多複本，而《左傳》複本必以漢隸為主，估計最多有一個古文本。[17]《移書》又稱《左氏》《逸禮》《古書》三書“其古文舊書，皆有徵驗”，“舊書”一詞似主為《左傳》而設，否則三書可以用“古文”賅之，何必兩言“古文舊書”。總之，《左氏春秋》是古學，也可以說是古文，單稱《左氏傳》則是古學，其文字要麼是今文，要麼劉歆不便以古文稱之。耐人尋味的是，劉歆最迫切希望建立的不是《春秋古經》，而是《左傳》古學，所以他纔從事“引傳文以解經”等創設章句之事。不論中祕《左傳》是否為古文，[18]重視古文的劉歆並未明確說它是“古文”，而只強調它是優於“口說”的“舊書”。

《毛詩》當然也是古學，但卻沒有確切證據表明它的經文是用先秦古字書寫，不應在《移書》討論的“古文舊書”之列。此事於兩漢經學史關繫甚巨，不得不略加考辨。[19]根據現有史料，《毛詩》的惟一來源是河間獻王。但《漢書》所舉河間獻王所得“古文先秦舊書”有《周官》《尚書》《禮》《禮記》《孟子》《老子》之屬，未及《毛詩》。[20]《漢志》載有中古文《易經》、孔壁古《尚書》、《禮古經》、《春秋古經》、孔壁古《論語》、孔壁古《孝經》，全未提及《詩》有古文經。[21]東漢每以《毛詩》與《左氏春秋》《穀梁》《古文尚書》並稱，是因為它們都是未立學官的古學，而非古文。[22]惟許慎《說文解字敘》有以《毛詩》為古文之嫌：

其偁《易》孟氏、《書》孔氏、《詩》毛氏、《禮》周官、《春秋》左氏，《論語》《孝經》皆古文也。[23]

可是，對於此處“古文”指的是什麼，學者莫衷一是。[24]從《說文》內容和用字來看，此句是許氏自道《說文》援引經文作為書證時，經文屬於何家，[25]與文字用漢隸還是古文無涉。王國維認為：“此古文二字乃以學派言之，而不以文字言之。”[26]甚是。然而觀堂進一步解釋：“謂說解中所稱多用孟、孔、毛、左諸家說，皆古文學家，而非今文學家也（自注：《易》孟氏非古文學家，特牽率書之）。”未能解決今學孟氏《易》何以稱古文的問題，宜來後學之譏評。

延續觀堂的思路，當以“孟氏”“孔氏”“毛氏”“周官”“左氏”皆標識經文之家派，《論語》《孝經》的家派是“古文”，即《古文論語》《古文孝經》。關鍵在於，“古文”二字僅用來指稱《論語》《孝經》的家派，未及《春秋》以上各經。[27]許慎的意思是，《說文》徵引《論語》《孝經》，是用《古論語》《古孝經》經文（已轉寫為今字），而非《齊論》《魯論》等各家經文。至於馬宗霍批評王國維：“《禮》《周官》《論語》《孝經》但主經名者，家何所主邪？”[28]是以“禮”為《士禮》，與《周官》為二經。實際上，許慎“禮周官”的意思是稱引《禮》時主要用《周官》，而不是今文三家或《逸禮》。

按照這樣的理解，許慎序實與《毛詩》經文是今字還是古文字無關。又，許慎《五經異義》有“古《毛詩》說”云云的稱引，是以《毛詩》為未立於學官的古學，也不涉及今文古文的問題。因此，以《毛詩》為古經，缺乏確切的依據。

“古文舊書”是《移書》所論《古文尚書》《逸禮》《左氏春秋》三書的重要優勢，《毛詩》很可能不具備這樣的優勢。[29]班固之所以說劉歆“欲建立《左氏春秋》及《毛詩》《逸禮》《古文尙書》”，也許出於平帝時四書皆立博士所帶來的印象。至此可以明確，《移書》的主旨是論證三書應進入官學。

具體地說，對於初具章句雛形的《左傳》，劉歆希望能夠像宣帝新立《穀梁》《梁丘易》《大》《小夏侯尚書》一樣，為《左傳》立博士，與《公》《穀》鼎足而三。對於僅具經文的《逸禮》和《古文尚書》，劉歆大概希望它們能夠像武帝時民間所獻古文本《泰誓》篇一樣，進入官學，與今《禮》、今《書》和諧共處。錢賓四說：“歆之爭立諸經，亦猶如石渠議奏時之爭立《穀梁春秋》，故成帝（引者案：當作哀帝）曰‘歆意欲廣道術’也。”[30]其說可參。惟錢先生為了反對康長素，淡化劉歆對今文學的批評，[31]多矯枉過正之說，今不盡從。

（二）《移書》的策略

漢代“今文”先出，紛紛建立師法，其後“古文”始出，遭到各家排斥。《移書》欲尊重《左氏》《逸禮》《古書》三書（下文簡稱為“三書”），採用了兩種策略。一是崇古而抑今，力證古優於今。從文本源流上看，“古文舊書”更可信據。據劉歆敘述，今文《尚書》經文的源頭是伏生壁藏本加上後得的《泰誓》，《移書》“《尙書》初出于屋壁，朽折散絕”，驗之上文語境及脫胎於《七略》的《漢志》，[32]此處指伏生壁藏本；《移書》“今其書見在，時師傳讀而已”，指晁錯及伏生弟子受《書》後，伏生壁藏的古文原本未被學官充分重視。[33]另據《別錄》《七略》佚文等記載，《泰誓》也是民間壁藏的古文本，[34]所以纔需要如《移書》所說令“博士集而讀之”。劉歆提及伏生壁藏本和《泰誓》，其用意當在於：如果承認今文從古文出，就不得不承認《古文尚書》和《逸禮》的優勢。[35]至於《左傳》，是在先秦時已經寫定的舊書，《公羊》《穀梁》則靠不牢靠的“口說”流傳，漢代纔得以寫定；《左傳》是能夠親見夫子的丘明所修，公羊子、穀梁子已在七十子之後，處於《移書》所說“七十子終而大義乖”的時代，屬於“末師”所傳，權威性自然等而下之。[36]

從書籍的完備程度來看，古文更接近聖人全經。武帝時雖然各經建立了師法，但“一人不能獨盡其經”，經文需要“相合而成”，《泰誓》進入官學，就是典型的例證。今文“學殘文缺，稍離其真”，而古文《禮》比今《禮》多三十九篇，古文《書》比今《書》多十六篇，可以彌補“廢絕之闕”。且在文本質量上，用三書校勘“學官所傳”，發現“經或脫簡，傳或間編”[37]。

從內容看來，今學多繁瑣空洞之談，三書更為切用。今學由於經文書缺簡脫，存在先天不足，治今學者不得不“因陋就寡，分文析字，煩言碎辭，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”。至於國家需要的“辟雍、封禪、巡狩之儀”，今學屬於《士禮》而缺少天子禮，不如《逸禮》本來就具備天子禮。

《移書》的另一種策略是假若三書的優勢未獲得認可，則退而求其次，在篇末呼籲即便在作為今文經和今文學之補充的意義上，三書也有資格進入官學。古學與今學的差異，並不比今學內部“義雖相反”者更大，應該“並置之”，不可“偏絕”。

對於三書進入官學的資格，《移書》全篇不斷地抬出孔子、孔安國、武帝、成帝、哀帝等權威，強調三書本來就應該進入官學，只是由於種種原因延宕至今而已。其中成帝、哀帝對古書的青睞，的確出於實情。劉歆說“此數家之事，皆先帝所親論，今上所考視”，坐實先帝和今上對三書的認可，雖然有其用心，也大體屬實。至於劉歆圍繞孔子、孔安國、武帝講述的安國獻《書》事：

及魯恭王壞孔子宅，欲以爲宮，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，《逸禮》有三十九，《書》十六篇。天漢之後，孔安國獻之，遭巫蠱倉卒之難，未及施行。

則可能是劉向、歆父子為尊重古文而營造的不可盡信的說辭，有必要加以分辨。

首先，孔壁並不是《古文尚書》和《逸禮》的惟一來源。河間獻王也收有古文《書》《禮》。《移書》“多者二十餘通”，蓋指《左傳》複本，已如前說。“多者”的“者”字透露出，《古書》《逸禮》應也存在一些其他來源的複本，如《漢志》明確記載中祕有魯淹中的《禮古經》。然而，孔子舊宅賦予古書的權威性和神聖性，無疑是河間等其他來源望塵莫及的。

其次，對於孔安國《古書》的來源，《史》《漢·儒林傳》載：

孔氏有古文《尚書》，而安國以今文讀之，因以起其家逸《書》，得十餘篇，蓋《尚書》滋多於是矣。[38]

“以今文讀之”是指據伏生今文本識讀古文本。[39]“起其家”的“起”字，陳侃理認為與《別錄》佚文敘述《泰誓》“使讀說之，

月皆起”的識讀經過一致，在這裡指通讀全文，[40]可釋千載之惑。據《史記》語境，“起其家”也不得理解為建立古文師說。因知《儒林傳》只說《古書》在“孔氏”和“其家”，“其家”可以理解為安國家，也可能是孔氏家，並未明確提到孔子舊宅。劉歆言之鑿鑿，他的依據是什麼呢？

最後，天漢之後安國獻《書》，其事可疑。《史》《漢》（不包括《藝文志》）未載安國獻《書》。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謂安國蚤卒，則不容有天漢獻《書》之事。《漢書·儒林傳》只說“遭巫蠱，未立於學官”。獨荀悅《漢紀》成帝河平三年載：

劉向典校經傳，考集異同，云：“……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宫，得古文《尚書》多十六篇，及《論語》《孝經》。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，會巫蠱事，未列於學官。”[41]

較之《移書》，《漢紀》於“孔安國”下多一“家”字，獻《書》者不是孔安國本人，則符合《史記》安國蚤卒之說。[42]又，姚振宗、余嘉錫等以《漢紀》此文為劉向《別錄》，[43]甚是。基於此段《別錄》佚文，劉歆在劉向前業的基礎上建構古文統緒的企圖，以及本文下節將要討論的《七略》之史源，[44]皆得以尋繹。

原來，劉向已經認定增多十六篇的中祕《古文尚書》來自孔安國家所獻，又認定安國之《書》源自孔壁。劉向的依據可能是什麼呢？《別錄》“孔安國家”的表述很像《儒林傳》的“其家”。考慮到本於《七略》的《漢志》將“孔氏壁中古文”《孝經》著錄為“《孝經》古孔氏”，[45]是劉向、歆會把孔壁書著錄為“孔氏”，[46]那麼劉向也有可能將《儒林列傳》的“孔氏”理解為孔子舊宅，進而將“其家”理解為“孔安國家”，認為孔氏書被送到孔安國家的過程，是被史文省略了。由於古文確實罕見，以孔氏本、孔壁本、其家本為一本，是符合常理的理解。

可是，“孔安國家獻之”，意味着作為漢廷博士的安國生前未曾獻書，在其身故之後由家人獻之，卻不符合常理。也許這是劉向調和《史記》“其家”、安國蚤卒、《古書》未得立學這三重因素的結果。“會巫蠱事”亦然。

當然，這只是筆者的猜測。也許劉向別有依據，“孔安國家獻之”及“會巫蠱事”確係事實。即便如此，劉向也採取了一種選擇性的敘述，忽略了中祕《古書》可能存在的複本，以及安國《古書》可能存在的其他來源。

至此，劉歆仍嫌不足，刪“孔安國家獻之”的“家”字，蓋以聖人裔孫安國本人獻《書》最能彰著《古文尚書》之聖統。可以作為佐證的是，《漢志》“安國獻之”亦無“家”字，應是劉歆有意改動，而非劉歆原有“家”字而後世流傳時兩處“家”字均脫去。[47]同時，以中祕《逸禮》獨出自孔壁，也是劉歆刻意彰著《禮古經》的結果。[48]

至於劉歆說“遭巫蠱倉卒之難，未及施行”，與劉向“會巫蠱事，未列於學官”一致，潛臺詞是：如果沒有出現巫蠱這樣的重大事件，武帝會使《逸書》進入官學。

漢廷是否曾有為《古書》立學的動議，也許劉向確有依據，也許沒有。《漢書·儒林傳》也有“遭巫蠱，未立於學官”的說法，也許班固別有依據，也許只是班固接受了向、歆之說的結果。不論武帝欲立《逸書》是否為事實，劉歆《移書》藉以證明古文有資格立學的意圖，昭然若揭。

由上可知，劉歆《移書》的主旨在於力證《左氏春秋》《逸禮》《古文尙書》應該列於學官。要知道，經學家派往往具有排他性，遂有“應敵”之說，三書與今學之間勢必存在衝突。可能有鑒於此，劉歆採用了兩種言說策略，一種是進攻策略：極力尊崇三書，貶抑今文學；一種是防守策略：提示三書具有與今學並行不悖的可能性，並強調三書至少具有立學的資格。

二、《漢志》所見劉歆微意

劉歆《移書》主旨鮮明，崇古而抑今的用意再明顯不過。移書太常博士後，《漢書》本傳說“諸儒皆怨恨”，“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，亦大怒，奏歆改亂舊章，非毀先帝所立”。諸儒都讀出了劉歆攻擊“先帝所立”今文學之意。儘管哀帝迴護劉歆“歆欲廣道術，亦何以為非毀哉”，畢竟觸犯眾怒，此次古學與今學的交鋒，以劉歆懼誅、求出補吏收場。

錢穆、顧實據師丹任大司空的時間判定，移書的時間應在哀帝建平元年（6BC）九月以前。[49]考慮到劉歆出京補吏後，直至五年後哀帝崩逝、王莽持政纔得以重返中央任職，則移書之時《七略》應已奏上。[50]換言之，劉歆可能先“奏其《七略》”，呈現中書的全貌，再移書太常博士，專就三書論說。

對於《移書》的用意，班固自然明白。從《漢書·儒林傳》等篇的記述看來，班固並未完全接受《移書》的說法，惟《藝文志》尤其是《六藝略》與《移書》驚人地神似。考慮到《藝文志》脫胎於《七略》，應認為《漢志》與《移書》相合者很可能出於劉歆筆。

這一認識固然沒有任何新意可言。重要的是，以此為起點，借《移書》解《漢志》，可以從這部現存最早、影響最大的官修目錄中，讀出長期被遮蔽的個人見解。其中不乏當時飽受爭議，卻被後人奉若圭臬、或視為歷史事實者。

下面摘錄《漢志》文句與《移書》相合者，辨證疑難，鉤抉劉歆遺意。大體先討論與三書對應的《書》《禮》《春秋》類，次及其餘。

（一）總序

昔仲尼沒而微言絕，七十子喪而大義乖。[51]

《漢志》開篇的這兩句話，意在為下文張本。余嘉錫《漢書藝文志索隱稿》謂：“此二語出於劉歆《移太常博士書》，其意在攻擊今文。”所言甚是。此即《漢書》本傳所言“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，親見夫子，而公羊、穀梁在七十子後，傳聞之與親見之，其詳略不同”。此二句既是尊崇左氏、貶抑公、穀，又意在將其他今古文學派置於“微言絕、大義乖”的同一起點，表面上一視同仁，實際是在貶抑今文的官學地位。

故《春秋》分爲五，《詩》分爲四，《易》有數家之傳。

《春秋》分為五者，據《漢志·春秋類》，是《左氏》《公羊》《穀梁》《鄒》《夾》之《傳》，這可能是劉歆的創說（詳後《春秋》類）。

迄孝武世，書缺簡脫，禮壞樂崩，聖上喟然而稱曰：“朕甚閔焉。”於是建藏書之策，置寫書之官，下及諸子傳說，皆充祕府。至成帝時，以書頗散亡，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。

劉歆歷述武帝、成帝等求書，言下之意是今文經的內容尚存在闕失。

（二）《書》類

《書》類書目以《尚書古文經》領首，三家今文學列於其後。這是劉歆尊崇古文之意。《書》類小序則依例先今後古，其“《古文尚書》者”以下，無一句不寓崇古抑今之意，故備錄此文，辨證如下。

《古文尙書》者，出孔子壁中。武帝末，魯共王壞孔子宅，欲以廣其宮，而得《古文尙書》及《禮記》《論語》《孝經》凡數十篇，皆古字也。

《移書》“天漢之後，孔安國獻之”，與《史記》安國蚤卒不合，當非事實，已如前說。此《志》言魯恭王壞孔子宅在“武帝末”，與《移書》述其事在武帝求書之後相容，而與《史記》所言孔安國《逸書》絕非一事，也與《漢書》記魯恭王薨於元光四年（131BC）不合，[52]當非事實。劉歆將此事繫於武帝末，他的用意也許是：以武帝之好儒，壁中書甫一出世，就應受到武帝重視而立於學官；所以未得立，全因巫蠱之故。

共王往入其宅，聞鼓琴瑟鍾磬之音，於是懼，乃止不壞。

劉歆神異得書之事，以彰著孔壁古經。王充《論衡·佚文篇》也有類似的敘事，末云“此則古文不當掩，漢俟以爲符也”[53]。晚出孔安國《尚書序》亦如法炮製。

《漢書》共王本傳亦載壞宅聞音、得古文經傳事，[54]但未言所得何書。《儒林傳》也未明言孔安國《古文尚書》乃是出自孔壁，更未載獻《書》事。因知班固並未接受向、歆父子極力彰顯的“孔壁——孔安國——中祕《古書》”這一敘事，只保留了“遭巫蠱，未立於學官”這一結果。

孔安國者，孔子後也，悉得其《書》，以考二十九篇，得多十六篇。安國獻之，遭巫蠱事，未列于學官。

太常博士“以《尚書》為備”，《移書》批評其“保殘守缺”。此《志》述古文篇數多於今文，是古文的優勢。“十六篇”，《移書》同，《漢紀》引《別錄》亦如此，而前引《史》《漢·儒林傳》均作“十餘篇”，有所不同。

上節曾討論“孔壁——孔安國——中祕《古書》”乃是出於劉向、歆父子的選擇性敘述。較之《儒林列傳》，劉歆還有一處關鍵的省略，就是今文本對孔安國識讀《古書》的重要幫助。即便不把“以今文讀之”，理解為用今文本識讀《古書》，孔安國本人的學術身份，也無疑是被劉歆選擇性地忽略了。據《漢書·孔光傳》“安國、延年皆以治《尙書》爲武帝博士”等記載，[55]孔安國無疑是今文《尚書》博士，今文《尚書》的重要經師兒寬即受業於安國。劉歆絕口不提安國與今學的密切關係，《移書》僅舉傳古文的膠東庸生代表安國傳人，不能不說是刻意為之的言說策略。

又，“悉得其書”，據“以考二十九篇”及“未列于學官”，顯然指《尚書》。但《漢志》的敘述可能會使人誤解為古文《禮》《論語》《孝經》悉為孔安國獲得。後代出現孔安國所注《古文論語》《古文孝經》，也許是出於對劉歆《七略》或班《志》的誤解或曲解。

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、大、小夏侯三家經文，《酒誥》脫簡一，《召誥》脫簡二。率簡二十五字者，脫亦二十五字，簡二十二字者，脫亦二十二字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，脫字數十。

劉歆父諱“向”字，固然是班固筆。但從內容來看，此文表面上在客觀敘述異文情況，實則是對《尚書》今文學釜底抽薪的計策，即《移書》“得此三事，以考學官所傳，經或脫簡”之事，應是《七略》文。須知今文博士雖以章句立學，經文實為章句得以成立的根本。因而評判各家經文之間的異文孰是孰非，本來是極為困難且敏感的事。對於今、古文經之間的異文，也是如此。深諳校讎之道的劉歆，所以不避冗贅地敘述“率簡二十五字者，脫亦二十五字，簡二十二字者，脫亦二十二字”，意在坐實今文經存在脫簡。[56]劉歆證據確鑿地論定三處脫簡後，再說“文字異者七百有餘，脫字數十”，那麼古文是而今文非的結論，自然已經呼之欲出。[57]

《書》者，古之號令，號令於衆，其言不立具，則聽受施行者弗曉。古文讀應《爾雅》，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。

“號令於衆，其言不立具，則聽受施行者弗曉”這一說法看似在理，它的前提“《書》者，古之號令”卻並非無懈可擊。《書》有典、謨、訓、誥、誓、命之文，單純以《書》為號令，未免有些簡單。劉歆所以提出這個不太牢靠的前提，意在鼓吹《古文尚書》內容上的優勢。如果沒有意識到劉歆的這一用心，就不能真正理解“古文讀應爾雅”以下的涵義。

對於“讀應爾雅”，前人莫衷一是。[58]考慮到《後漢書·賈逵傳》“逵數爲帝言《古文尚書》與經傳《爾雅》詁訓相應”與此文極為接近，[59]應以“爾雅”為書名。再結合劉歆以《書》為號令這一前提，《志》文的意思是：《古文尚書》讀為今字後，常常與《爾雅》相合，所以只要用《爾雅》解出《古文尚書》中的古今語（解古今語猶言訓詁），《尚書》的意思就很容易得知了。劉歆真正想表達的是，《尚書》作為古代的號令，文句應該通俗易懂纔好；只要藉助《爾雅》，就會發現《古文尚書》恰恰是通俗易懂的，所以古文比今文更符合《書》的應有之義。[60]

（三）《禮》類

《禮》類書目以《禮古經》領首，次列今文后氏、戴氏《經》，次之以七十子後學者之《記》，次之以《明堂陰陽》，次之以七十子後學者之《王史氏》，次之以《曲臺后倉》，次之以說二種，次之以《周官經》六篇（自注：王莽時劉歆置博士），及《周官傳》四篇，次之以《軍禮司馬法》，次之以《古封禪群祀》等等。

據書目後班固自注“入《司馬法》一家”，知《周官》等其他書目當是劉歆《七略》原有。又，《周官經》之自注當出自班固筆，“經”字不知是否為班固所加。[61]下面摘錄《禮》類小序文字加以辨證。

訖孝宣世，后倉最明。

《漢紀》引《別錄》也有“后倉最為明《禮》”之語，應是《七略》所本。

《禮古經》者，出於魯淹中，及孔氏學七十篇，文相似，多三十九篇。

舊本《漢書》如此。[62]此文與前引《儒林傳》“孔氏有古文《尚書》，而安國以今文讀之，因以起其家逸《書》得十餘篇”類似，可以理解為：對於淹中《禮古經》，孔氏某人以今文讀之，發現較今文多三十九篇。雖然亦可勉強讀通，但與《書》類序以“禮記”出自孔壁不合。

宋本《漢書》附劉敞曰：“‘學七十篇’當作‘與十七篇文相似’，五十六卷除十七，正多三十九也。”中華書局1962年點校本依劉氏《刊誤》改作：

《禮古經》者，出於魯淹中及孔氏，與十七篇文相似，多三十九篇。

由《漢志》對《孝經》的著錄推測，此處的“孔氏”當指孔壁，則與《書》類序及《移書》相合，應更接近《漢志》原文。

對於《禮古經》的來源，《漢紀》引《別錄》作：“其《禮古經》五十六篇，出於魯壁中。”[63]“魯壁”一詞冷僻，入唐以後始多用來指稱孔壁。[64]檢《別錄》上文《書》類載“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宮，得《古文尚書》多十六篇，及《論語》《孝經》”，既沒有提到《禮》，也沒有使用“孔壁”一詞，此處“魯壁”若指孔壁，似乎不是為文之法。

不論劉向所說“魯壁”指的是什麼，劉歆作《七略》時，應判斷《禮古經》有魯淹中和孔壁兩個來源。不論這一判斷是否符合事實，至劉歆移書時，刻意隱去魯淹中，獨強調孔壁這一光輝的出身以彰著《禮古經》，卻是不爭的事實。[65]

及《明堂陰陽》《王史氏記》所見，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，雖不能備，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。

“及”字並上文的《禮古經》言之。此文與劉歆對太常博士的批評“至於國家將有大事，若立辟雍、封禪、巡狩之儀，則幽冥而莫知其原”一致，區別僅在於此處多了《明堂陰陽》《王史氏記》作為《逸禮》的盟友。

今文《禮經》又稱《士禮》。在劉歆看來，今文《禮》的根本缺陷在於天子禮。為了應對天子諸侯卿大夫禮的缺失，后倉的做法是推士禮以致天子，拒不接受《逸禮》《明堂陰陽》《王史氏記》等文本提供的天子禮。作為后倉弟子的戴德、戴聖、慶普三家今文，很可能也恪守了這一原則。[66]但是對於明堂、辟雍、封禪等天子禮，沒有相應的士禮可推，今文《禮》家大概就束手無策了。

劉歆的《禮》學主張應受到了劉向的影響。《漢紀》引《別錄》謂高堂生《士禮》“多不備”，又謂《禮古經》“猶未能備”，當指天子禮未備，如果並非後人補記於《別錄》，那就是劉向撰《別錄》時已有此見。據《漢書·禮樂志》記載，成帝時劉向曾說上立辟雍，後來以劉向病卒、成帝崩逝不了了之。哀帝即位，劉歆繼父前業，在《七略》中刻意收錄並推崇被今文《禮》家排斥的《禮古經》《明堂陰陽》《王史氏》等，[67]繼而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對於立辟雍等大事蒙昧無知。

雖然移書以劉歆的失敗收場，但此事並未結束。《七略》所言“雖不能備”，是劉歆留下的一個懸念。此句當本自《別錄》的“猶未能備”。為什麼經過《禮古經》等書的補充，天子禮仍然不夠完備呢？此事的後續是，《漢紀》所引《別錄》在“猶未能備”以下，有一段不知誰人所補的記載：“歆以《周官》十六篇爲《周禮》。王莽時，歆奏以爲《禮經》，置博士。”[68]十六篇”疑為“六篇”之訛。孫詒讓據《王莽傳》居攝三年（8）“發得《周禮》”等記載，指出將《周官》稱為《周禮》當在居攝三年以前。[69]此說可從。惟“以為《周禮》”和“以為《禮經》”，在《別錄》可能為兩事。《釋文敘錄》云：“王莽時，劉歆為國師，始建立《周官經》，以為《周禮》。”[70]劉歆任國師在始建國元年（9），如果《釋文》記載無誤，則只能認為“以為《禮經》”在新莽時，是“以為《周禮》”之後的另一事。[71]

不論“以為《周禮》”和“以為《禮經》”是否為兩事，以《周官》為《禮經》，也絕不僅僅是書名的改變，而意味着地位的尊隆。至於《周禮》是與《士禮》《逸禮》三者共為《禮經》，還是以《周禮》取代《士禮》，考慮到今文學仍然行用，[72]應以前者為是。

儘管如此，從劉向、歆父子對《逸禮》“猶未能備”、“雖不能備”的慨歎，可以確定劉歆最為看重、真正欲以對抗《士禮》的，其實是《周官》。比起只是含有一些天子禮的《逸禮》等書，《周官》纔是完完全全的天子禮。然而大概是因為《周官》與《士禮》的差異過大，出於策略上的考慮，《七略》和《移書》先以推崇《逸禮》為當務。

平帝元始四年（4），王莽奏立明堂、辟雍等。[73]五年，詔羲和劉歆等使治明堂、辟雍。[74]可能在同一年，平帝立《左氏春秋》《毛詩》《逸禮》《古文尙書》於學官。[75]王莽居攝時，以《周官》為《周禮》，為王莽在祕府中“發得”。至新莽時，劉歆以《周官》為《禮經》的夙願最終得以實現。劉向若泉下有知，不知會作何感想。

（四）《樂》類

《樂》類雖非《移書》所涉，但因其與《禮》類關係密切，姑附於此。《樂》類書目首《樂記》、次《王禹記》等。

《樂》類小序內容在《漢書·禮樂志》中幾乎都有相關的敘述。這些互見的內容，究竟是班固接受了劉歆的說法，還是《藝文志》的《樂》類出自班固改筆呢？考慮到《樂》類序存在與《別錄》完全一致的內容，加上《禮樂志》對“推士禮以及天子”的批評明顯受到了劉歆的影響，本文傾向於認為《樂》類序主要來自《七略》，《禮樂志》中的相關敘述可視為對《七略》的接受和回應。下面備錄小序全文，辨析劉歆遺意。

《易》曰：“先王作樂崇德，殷薦之上帝，以享祖考。”故自黃帝下至三代，樂各有名。孔子曰：“安上治民，莫善於禮；移風易俗，莫善於樂。”二者相與並行。周衰俱壞，樂尤微眇，以音律爲節，又爲鄭衞所亂，故無遺法。

《樂》沒有經書，未立學官，地位低於其他《五經》。據《禮樂志》記載，成帝時得“古磬十六枚”，劉向因說上“宜興辟雍，設庠序，陳禮樂，隆雅頌之聲，盛揖讓之容，以風化天下”[76]。所說內容每以禮、樂並舉，足見劉向對樂的重視。《別錄》特以《樂》類附於《禮》後，《七略》因之。

《樂》類小序開篇先言五帝三代皆有王者製作之樂，再引孔子曰云云，意在說明樂和禮同等重要。接下來所以談到周衰，蓋因漢朝沒有正式制禮作樂，即“久曠大儀”，這一現狀與周朝“無遺法”不無關係。如《禮樂志》所說：“王者未作樂之時，因先王之樂以敎化百姓，說樂其俗，然後改作，以章功德。”[77]陳蘇鎮指出，《禮樂志》“王者必因前王之禮，順時施宜，有所損益，即民之心，稍稍制作，至太平而大備”的說法，很可能來自劉歆。[78]洵為卓識。[79]那麼，《禮樂志》“王者未作樂之時”云云，也應是劉歆的主張，正可作為《七略》的注腳。

漢興，制氏以雅樂聲律，世在樂官，頗能紀其鏗鏘鼓舞，而不能言其義。

《別錄》同。制氏世在樂官，本來可以繞過秦代，上通周朝雅樂的“遺法”，也就為漢家的制作提供了可能。遺憾的是，制氏“不能言其義”。

六國之君，魏文侯最爲好古，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，獻其書，乃《周官·大宗伯》之《大司樂》章也。

《禮樂志》未載孝文時獻書事及《周官》。此文當有劉歆尊崇《周官》及《大司樂》之意。

武帝時，河間獻王好儒，與毛生等共采《周官》及諸子言樂事者，以作《樂記》，獻八佾之舞，與制氏不相遠。

“河間獻王”至“《樂記》”，與《漢紀》引《別錄》同。“獻八佾之舞，與制氏不相遠”不見於《別錄》，也不見於《禮樂志》，當係劉歆筆。八佾是天子樂舞，故《禮樂志》云：“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，稍稍增輯，至五百餘篇。今學者不能昭見，但推士禮以及天子，說義又頗謬異，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

以不章。”[80]班固也以河間獻王所采是天子禮樂，進而批評今文《禮》家不能用之。劉歆又說《樂記》“與制氏不相遠”，相當於提供了制氏所不能言的“義”，意味着接續周代雅樂之“遺法”成為可能。

其內史丞王定傳之，以授常山王禹。禹，成帝時爲謁者，數言其義，獻二十四卷《記》。劉向校書，得《樂記》二十三篇，與禹不同。其道

以益微。

《禮》類書目首列《樂記》二十三篇，即劉向校書所得，當是古文本；次列《王禹記》二十四篇，即王禹所傳河間獻王《樂記》，當是今文本。《漢紀》引《別錄》作：“及劉向校祕書，得《古樂記》二十三篇，與獻王《記》不同。”彼“獻王《記》”，即此《志》之《王禹記》。

《禮樂志》載《王禹記》未能施用事。[81]《王禹記》已可寶貴，歆以劉向所得《樂記》居《王禹記》之前，宜更重之。雅樂之義不行，殊為憾事，劉歆遂有“其道

以益微”之歎。

至平帝元始四年，立《樂經》，“

以益微”的局面得以改觀。上承周代雅樂遺法，進而為漢家制禮作樂，終於成為可能。同年，王莽設計的祭天禮“元始儀”，即以《大司樂》為重要依據。[82]

（五）《春秋》類

《春秋》類書目以《春秋古經》居首，次列公、穀今文《經》。接下來著錄各家之《傳》，以《左氏傳》居首，次列《公羊傳》《穀梁傳》《鄒氏傳》《夾氏傳》。接下來著錄各家師說章句，以《左氏微》《鐸氏微》《張氏微》《虞氏微傳》居首（鐸椒、虞卿是《左氏》先師），《公》《穀》傳記、章句列於《左氏》之後。

據《劉歆傳》記載，歆數以《左氏》難向，“向不能非間也，然猶自持其《穀梁》義”。劉向不好《左氏》，此目顯然出於劉歆個人尊崇《左氏》之意。

對於《春秋》類小序，更應作如是觀。《漢紀》引《別錄》先《穀梁》，次《公羊》，最後纔是《左氏》，並敘述《穀梁》在石渠閣獲勝得立一事，明顯出於劉向偏袒《穀梁》的立場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劉歆此序與本應作為《七略》史源的《別錄》，竟無一句內容相同。諸經之中，劉歆對《左氏》用力最深，移書欲立《左傳》的願望最迫切，故此序最能代表劉歆個人的學術主張和論說策略，值得仔細玩味。下面備錄小序全文，詳加討覈。

古之王者世有史官，君舉必書，所以愼言行，昭法式也。左史記言，右史記事，事爲《春秋》，言爲《尙書》，帝王靡不同之。

漢人言“王者”往往指聖王，[83]此處也是如此。“左史記言，右史記事”，與《禮記·玉藻》“動則左史書之，言則右史書之”類似，而“事爲《春秋》，言爲《尙書》”未詳所本。[84]對於《春秋》，劉歆不取“跡熄《詩》亡”等流行的說法，直接論定《春秋》的本質是“事”，並且強調“帝王靡不同之”，是為尊重《左氏》、貶抑《公羊》《穀梁》張本。

周室既微，載籍殘缺，仲尼思存前聖之業，乃稱曰：“夏禮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禮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文獻不足故也，足則吾能徵之矣。”以魯周公之國，禮文備物，史官有法，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，據行事，仍人道，因興以立功，就敗以成罰，假日月以定曆數，藉朝聘以正禮樂。

劉歆以孔子《春秋》是對五帝三代“帝王靡不同之”的“事為《春秋》”的繼承。孔子曰云云以下，既突顯《春秋》的記事功能，尤以禮樂、行事、曆數為基礎，更重要的是，巧妙地將左丘明塑造為孔子作《春秋》的親歷者。

孔子作《春秋》時，竟然有左丘明的參與，劉歆此說當受到《史記》的啟發。《十二諸侯年表序》說孔子作《春秋》後，“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，爲有所刺譏襃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。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，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，成《左氏春秋》”。[85]史遷也尊崇左氏，但劉歆的推論，絕非史遷原意。《表序》說孔子“西觀周室，論史記舊聞”[86]，劉歆改為孔子據魯國之史記，雖然不能說不是事實，但考慮到孔子曰云云的內容是杞國與夏禮的關係、宋國與殷禮的關係，順理成章地引出了孔子在魯國徵周禮，[87]同時，《春秋》類書目《左氏傳》自注（當係劉歆筆）“左丘明，魯太史”，順理成章地使丘明得以陪伴孔子觀魯史、作《春秋》，不能不懷疑這些“順理成章”乃是出於劉歆的苦心經營，刻意利用《史記》達成自己的目的。

實際上，《史記》春秋敘事兼採三傳，《左傳》雖然是其重要憑藉，但從《表序》下文來看，史遷認為包括左氏、董子在內的各種《春秋》類作品，均存在片面之處，所以纔要作《十二諸侯年表》，“綜其終始”，“一觀諸要”。因此，以繼《春秋》為己任的史遷，不可能像劉歆一樣，認為左丘明是孔子作《春秋》的見證人。史遷果若有這樣的認識，春秋世家就不可能大量採用《公》《穀》異於《左氏》的敘事和褒貶。

當然，對於劉歆而言，史遷的本意並不重要。抬高左丘明的地位，是尊崇《左氏》所需。

有所襃諱貶損，不可書見，口授弟子，弟子退而異言。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，以失其眞，故論本事而作傳，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。

今文家以《春秋》學的核心在於聖人“襃諱貶損”的價值判斷，劉歆也必須予以承認，不能另起爐灶。對此，劉歆的策略是，論證《春秋》大義正寓於《左傳》所記“本事”之中。他說：孔子真實的是非法則，不便書寫在《春秋經》中，只好“口授弟子”，結果弟子言人人殊——是七十子未喪，而大義已乖；深度參與《春秋》的丘明遂以《春秋》“本事”作《傳》，以糾正弟子的異說。這意味着，《左傳》纔是求取孔子大義的正途。

較之《史記》“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”，“人人異端”是未然，而非必然；劉歆“弟子退而異言”則坐實了丘明之“懼”，成為已然發生的事實。較之《史記》說左丘明“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”，要根據孔子《春秋》纔能作《傳》；劉歆“論本事而作傳”，左氏早已對《春秋》的“本事”瞭然於胸。劉歆的敘述與《史記》相近，用意卻迥然有別。

劉歆提到的“空言”，也暗涵攻擊《公羊》學之意。司馬遷轉述董生“子曰：我欲載之空言，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”[88]，《春秋繁露·俞序》“孔子曰：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，以爲見之空言，不如行事博深切明”[89]，要之，“空言”實為《公羊》學汲汲以求的夫子大義。《公羊》家認為，由於行事比空言易道、易曉，所以孔子纔將空言寓於《春秋》行事之中。《公羊》後學有“借事明義”一說，[90]“事”的價值在於見“義”，不必合於事實。此說未免過激，但能夠大致代表《公羊》家對事、義關係的主張。劉歆則抬出左氏的“本事”以黜落《春秋經》中的“空言”，宣稱“大義”只能在《左傳》“本事”中尋求。

《春秋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，有威權勢力，其事實皆形於《傳》，是以隱其書而不宣，所以免時難也。

如果《左傳》像劉歆說的這樣重要，為什麼沒有像《公》《穀》那樣流行呢？面對這類質疑，劉歆的辯護是，因為《左傳》包涵本來“不可書見”的忌諱之辭，比《公》《穀》的“空言”更為敏感，所以為了“免時難”，只能隱而不宣。[91]

及末世口說流行，故有公羊、穀梁、鄒、夾之《傳》。四家之中，《公羊》《穀梁》立於學官，《鄒氏》無師，《夾氏》未有書。

“末世”又稱季世，指諸侯稱伯的時代。“末世口說”對應《移書》批評今文家“信口說而背傳記，是末師而非往古”，在此指戰國時公、穀等各家以口說的方式流傳，至漢代纔書於竹帛，不如早就寫定的《左傳》可靠。

“《夾氏》未有書”即《春秋》類書目中《夾氏傳》自注“有錄無書”之意。楊樹達說“班自注有錄無書，亦當是《七略》原文”，“今以下文‘《太史公》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’推之，當為有目錄而無書耳”[92]。若然，對於無師說的《鄒氏》和中秘無書的《夾氏》，劉歆為何要著錄並在《輯略》中提及呢，也許他的用意是將聲勢煊赫的《公羊》《穀梁》拉低到和未立學官的《鄒氏》《夾氏》相提並論，獨使《左氏》淩駕於四家之上。《漢志》總序“《春秋》分為五”可能也寓此意。若然，則“《春秋》分為五”可能是劉歆的創說。

《春秋》類序至此結束。綜觀此序，猶有未盡道出的劉歆遺意，可得玩味。較之《六藝略》諸序，此序最為奇特。諸序皆先敘官學，後言古學，獨此序先左氏而後公、穀，此其一。諸序皆簡述各家授受情況，獨此序無一語及之，此其二。今《公》《穀》傳文中多見公羊子、穀梁子等先師，可以推知比起其他經書的傳注，《二傳》的一個突出優勢正是淵源有自。在這一點上，《左氏》的授受本來不佔優勢。劉歆先言《左氏》，巧妙地把左丘明塑造為孔子作《春秋》的見證人，後言《公》《穀》，將後者定性為“七十子喪而大義乖”時代的“末世口說”，與來路不明的《鄒》《夾》為同類，並隱去《三傳》的授受信息，以彰著《左氏》的獨尊地位。凡此種種，無不出於論證《左氏》優於《公》《穀》的用意。

行文至此，《漢志》中與《移書》關係密切的幾種已作討覈。下面再及其餘，以見六藝九種之全貌。

（六）《易》類

《漢志》總序“《易》有數家之傳”，不辨《易》學究竟分為幾家。劉向、歆皆治《易》，劉歆推崇何家之《易》，尚不得而知。在此就劉歆對費氏的態度、費氏經是否為古文，略作辨析。

及秦燔書，而《易》爲筮卜之事，傳者不絕。漢興，田何傳之。

《漢紀》引《別錄》敘商瞿至田何之授受，為《漢書·儒林傳》所本，是“傳者不絕”之事。則就《易》而言，仲尼喪而微言未絕，在諸經中為特例。

劉向以中《古文易經》校施、孟、梁丘經，或脫去“無咎”“悔亡”，唯費氏經與古文同。

《漢紀》引《別錄》云：“劉向校《易》，說皆祖之田何。”又云：“唯費氏經與魯古文同。”[93]劉向既祖田何，校《易》的結果似乎意味着費氏可以校正施、孟、梁丘三家經文在傳播中發生的脫漏，並無尊崇費氏古學之意。

劉歆的立場固然不必與劉向一致，但從《易》類書目僅列施、孟、梁丘三家經文看來，劉歆也並不重視費氏。也許劉歆陳述異文的情況，旨在說明“中古文”的優越：即便未受秦火影響的《易》，學官所傳經文都會存在脫誤，其他經書更無論矣。

至於費氏《易》是否為古文所寫，有必要在此辨析。《易》不存在《尚書》等經書的今文、古文問題，今學、古學各家皆可以追溯到古文本。但迭經傳授後，無論是學官所傳四家經文，還是民間費、高二家，其經文理應被轉寫為漢隸，否則很難流傳。[94]劉向、歆說“唯費氏經與古文同”，所謂“與古文同”，所指應是文本內容，尚未脫去“無咎”“悔亡”等，而不應指文字的今、古。正如《孝經》類序所言“諸家說不安處，古文字讀皆異”，諸家今文《孝經》與《古文孝經》字異者，古文當然已轉寫為漢隸，否則今文本、古文本無一字相同，何勞特意指出。《釋文敘錄》說費氏《易》“本以古字，號古文《易》”[95]，“號古文《易》”者，蓋因與古文接近故得以古文稱之。如果費氏是古經，則逕稱古文則可，何待“號”之。[96]後漢馬、鄭所傳費氏《易》，其經文應是今字。不然，好古字如許慎，何以稱孟氏《易》，而棄費氏不顧呢？

（七）《詩》類

平帝時立《左氏春秋》《毛詩》《逸禮》《古文尙書》。其中《左氏》《逸禮》《古書》皆劉歆移書所力爭，但卻未見歆對《毛詩》有明確的推崇之意。《詩》類書目以魯、齊、韓三家《詩經》今文居首，《毛詩》及《毛詩故訓傳》殿後。對比《六藝略》諸經書目，具備古文經的《書》《禮》《春秋》《論語》《孝經》皆以古經領首，學界幾乎公認為古文經的《易》費氏、《詩》毛氏並未居首，這是作為“古學”的費氏《易》、毛氏《詩》並非“古文”且劉歆並不重視費氏、毛氏之徵。較之《毛詩》，劉歆似乎更重視《魯詩》。論如次。

凡三百五篇，遭秦而全者，以其諷誦，不獨在竹帛故也。

《毛詩》在三百五篇之外，另有《南陔》等六篇存其序而亡其詩。依毛說，《詩經》原有三百一十一篇。劉歆稱三百五篇為“全”，則不以毛說為然。

《詩》以“諷誦”而保有全經，此即《移書》所說“當此之時，一人不能獨盡其經，或爲《雅》，或爲《頌》，相合而成”。則魯、齊、韓三家經文皆是全經。這恰恰可以佐證，劉歆未聞有倚賴書寫而躲過秦火的古文《詩》，否則崇尚古文如劉歆，何以甘願承認經“諷誦”而寫定的今文經，會優於倚賴“竹帛”的古文經呢？

漢興，魯申公爲《詩》訓故。而齊轅固、燕韓生皆爲之傳，或取《春秋》，采雜說，咸非其本義，與不得已。魯最爲近之。三家皆列於學官。

對於“與不得已”，點校本取顏師古說，以為三家皆不得其真，非是。當以王先謙、余嘉錫之說為是。[97]“與”“已”皆語辭，“與”猶《國語》“其與能幾何”之“與”。《釋文敘錄》引《志》文作“齊、韓《詩》或取《春秋》，采雜説，咸非其本義，魯最爲近之”，是陸德明對《漢志》的理解，當符合劉歆原意。若然，劉歆原以《魯詩》最接近《詩》本義。

又有毛公之學，自謂子夏所傳，而河間獻王好之，未得立。

《漢紀》引《別錄》作：“趙人有毛公，爲河間獻王博士，作《詩傳》，自謂得子夏所傳。”當係劉歆所本。對於“自謂”，魏源認為是“人不取信之詞也”[98]，甚為有見。劉向、歆並不應相信《毛詩》為子夏所傳。

（八）《論語》《孝經》類

《論語》類書目以《論語》古二十一篇領首，自注“出孔子壁中”。《孝經》類書目以“《孝經》古孔氏”領首，小序言“孔氏壁中古文”。

劉歆以中古文《論語》《孝經》出自孔壁，儘管本自《別錄》“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宮，得《古文尚書》多十六篇，及《論語》《孝經》”的記載，但“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，會巫蠱事，未列於學官”者，顯然只是《古文尚書》，而不包括古文《論語》《孝經》。此段《別錄》於《論語》只說“有齊、魯之説，又有古文”，又“《孝經》古孔氏”顏師古注云“劉向云古文字也”，均沒有明確說中祕古文本《論語》《孝經》即是孔壁本。[99]劉歆以中祕本出自孔壁的判斷，也許确有依據，也許只是劉歆相信如此。

《論語》類小序未論及古文本。《孝經》類小序說：

（諸家）經文皆同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。“父母生之，續莫大焉”，“故親生之膝下”，諸家說不安處，古文字讀皆異。

此文未言劉向校書，蓋劉歆所校。“諸家說不安處”云云，意味着劉歆以孔壁《古文孝經》文本優於今文，並暗示今文家的經說存在問題。

（九）小學類

《漢紀》引《別錄》在《六藝》之末，著“凡經皆古文，凡書有六本：謂象形”云云，是劉向已有類似小學的分類，蓋以小學為讀經之助。此當係劉歆《七略》所本。班固於小學類書目“入揚雄、杜林二家二篇”，則其他書目為《七略》舊文。小序“至元始中”以下，是班固自言入揚雄、杜林二家的原因。此前的內容，當本自《七略》。

小學類最古老的《史籀》，劉歆說“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”。列於其次的《蒼頡》，劉歆認為是秦李斯等撰，則也與近代以來學人所謂六國古文距離較遠。那麼，小學類一目，是否與劉歆推崇的“古文”無關呢？

許慎《說文敘》也說史籀文字“與古文或異”，[100]許慎對“古文”的定義，應指黃帝時倉頡所造文字；至周宣王之史籀，文字發生了一些改變，故言“與古文或異”。[101]依照許慎對“古文”的定義，小學類小序為何要交待如下內容，始得渙然冰釋：

古制，書必同文，不知則闕，問諸故老，至於衰世，是非無正，人用其私。故孔子曰：“吾猶及史之闕文也，今亡矣夫。”蓋傷其

不正。《史籀》篇者，周時史官敎學童書也，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。

漢人往往以厲、幽以降是王道夷陵的時代，則宣王時的史籀，已漸失黃帝以來“書同文”之義。原來，劉歆以孔壁古文乃用最古老的蒼頡所造文字書寫。同時，許慎所謂“孔子書《六經》，左丘明述《春秋傳》，皆以古文”，[102]大概也是劉歆所想，只是若以壁經為孔子所書，則左氏所修《傳》就不容出自孔壁。[103]按照對“古文”的這一定義，《史籀》《蒼頡》以下文字，都晚於孔壁古文。儘管小學在漢代有其獨立功用，但在劉歆《七略》的設想中，小學的最大意義是為辨識孔壁古文提供了路徑。

由此，《別錄》“凡經皆古文”的含義也可以獲得理解：在劉向心目中，經書本來都是孔子用史籀以前的古文書寫，秦火時，除了未禁的《易經》，其餘經書及《論語》《孝經》均由孔氏後人藏於屋壁。劉歆對壁經的崇信，更甚於劉向。也許，壁經正是挽救“仲尼沒而微言絕”的不二法門。劉向、歆父子強調《古文尚書》等經出自孔壁，其最大奧妙，即在於此。

劉向、歆也會提到孔壁以外的古文，如《易》有劉向所謂魯古文，劉歆稱為中古文，以及《七略》所載《春秋古經》及魯淹中《禮古經》。鑒於劉向、歆不以古文為東周通行的文字，也許他們認為這些古文本是秦火之前由孔子所書古文本衍生而來。又，劉向《別錄》有“古文《記》二百四篇”[104]，《隋志》稱：“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，時亦無傳之者。至劉向考校經籍，檢得一百三十篇，向因第而敘之。而又得《明堂陰陽記》三十三篇、《孔子三朝記》七篇、《王史氏記》二十一篇、《樂記》二十三篇，凡五種，合二百十四篇。”則《明堂陰陽》《王史氏記》及劉向所得《樂記》等皆“古文”。劉向應認為七十子之後學者也具備書寫古文的能力。然而，劉歆全未提及這些《記》為古文。觀堂所說“凡《漢志》言古文，皆以與今學相別……《周官經》無今學，自毋庸冠以‘古文’二字”[105]，可備一說。考慮到劉歆對孔壁古文推崇至極，他也看重未出自孔壁的中古文《易》，那麼隱去傳記的古文屬性，似乎不應歸因於書目體例。筆者猜測，《漢志》所以全未提及《王史氏記》等書為古文，也許是因為劉歆以漢代所存“古文”的源頭是孔子，七十子所纂《論語》也得以厠列，至於七十子既喪，後學所作傳記則不可能由孔子所書古經衍生而來，故不強調其古文屬性。

（十）《六藝略》序

《六藝略》序開篇論六藝，其“《詩》以正言，義之用也”，“《書》以廣聽，知之術也”與《初學記》引劉歆《七略》“《詩》以言情，情者信之符；《書》以決斷，斷者義之證”不同，[106]疑出於班固筆。“古之學者耕且養”以下，多與《移書》論調一致；同時，班固《儒林傳》贊批評今文學“一經說至百餘萬言，大師衆至千餘人，蓋祿利之路然也”，又認為宣帝、平帝增立各家博士，得以“罔羅遺失，兼而存之，是在其中”[107]，也與此序相合。不知這些序文是本自《七略》，還是出於班固筆。[108]茲摘錄如下。

後世經傳既已乖離。

與劉歆對《公》《穀》的批評一致。

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，而務碎義逃難，便辭巧說，破壞形體。

與《移書》批評“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，苟因陋就寡，分文析字，煩言碎辭”一致，又與《儒林傳》贊語相合。

說五字之文，至於二三萬言。後進彌以馳逐，故幼童而守一藝，白首而後能言。

與《移書》“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”一致，又與《儒林傳》贊語相合。

安其所習，毀所不見，終以自蔽，此學者之大患也。

與《移書》“欲保殘守缺，挾恐見破之私意，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”云云一致，又與《儒林傳》贊語相合。

三、《七略》和《移書》的真意

《漢書·敘傳》云：

虙羲畫卦，書契後作。虞夏商周，孔纂其業，

《書》删《詩》，綴《禮》正《樂》，彖系大《易》，因史立法。六學既登，遭世罔弘，群言紛亂，諸子相騰。秦人是滅，漢修其缺。劉向司籍，九流以别。爰著目録，略序洪烈。述《藝文志》第十。

是班固以《漢志》的核心即在於六藝，其次為諸子。

比起言辭激切的《移書》，《漢志》會給讀者留下平和、客觀、全面的印象。藉《移書》解《漢志》，始知《六藝略》處處是劉歆的微辭，《移書》中的全部主張，幾乎都在《漢志》中獲得了更為充分的展開。

與兩漢官學不同，《漢志·六藝略》書目的古經都排在今文經之前，不可能出於班固筆。同時，《六藝略》除了《詩》和《論語》，諸序往往盡是崇古的論調，且崇古之意彼此呼應，收束於小學類，凡此無疑出於《七略》。由此觀之，《漢志》是一部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劉歆個人特色的官書目錄。《漢書》所以能夠接納劉歆的個性，可能與白虎通會議後漢廷“扶微學，廣異義”[109]，對古學持鼓勵的態度，以及《漢書》作者的取向有關。[110]劉歆的崇古言論，以及劉向、歆《易》《書》《詩》《禮》《樂》《春秋》的六經次序，[111]經由《漢書》的確認，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綜觀《六藝略》，可知哀帝初年劉歆作《七略》時，他的“崇古”主要還不是古學，而是“古經”，尤其是“孔壁古經”。對經文很可能是今字的《易》費氏、高氏、《詩》毛氏、《春秋》鄒氏、夾氏等古學，未見劉歆有任何尊崇之意。劉歆所推重的主要是孔壁古文《尚書》《逸禮》《論語》《孝經》及未出自孔壁的中古文《易》，在書目中使古經居首，在《輯略》中論證古文《周易》《尚書》《孝經》可以糾正今文經的文本錯誤，《逸禮》可以彌補《士禮》於天子禮的缺失。但是也有一些例外，一是《春秋左氏》，劉歆幾乎未談及《春秋古經》，應當更重視《左傳》古學。二是《明堂陰陽》《王史氏記》和《樂記》是古文、古學，但劉歆重視其學說而忽視其古文。這可能與《春秋古經》不出自孔壁、《樂記》等傳記不容從壁經衍生有關。

由《漢志》的“崇古”反觀《移書》，又可以對《移書》的目標和策略獲得更深刻的理解。劉歆《移書》的目標恐怕還不是用微弱的《尚書》古學、《禮》古學與今學抗衡，《漢志》對《左氏》以外古學家派的記載殊少，[112]《移書》所舉古學的傳承者不過以資論證三書“外內相應”，具有立學的資格。[113]《移書》所反對的，也不是今文學對經文的解讀，而是其經文的一些缺失。首先是經文的封閉，“保殘守缺”，即排斥劉歆偏愛的若干種古文。劉歆主張《逸書》《逸禮》等古經能像《泰誓》一樣進入今文家的視野，與現有經文共存，補充其未備。其次是經文的脫誤，所謂“得此三事，以考學官所傳，經或脫簡”。在此意義上，屢遭後人詬病的章句學之繁冗，甚至后倉推士禮以及天子的解經方法，其實都是經文問題的必然結果。

《左傳》是個例外。劉歆無疑迫切希望為《左傳》古學建立章句，與《公》《穀》抗衡。就像石渠閣會議中《公》《穀》之間的論爭一樣，《左氏》學要想進入官學，勢必要通過對抗爭勝方能立足。所以無論是《移書》還是《七略》，都充斥着對《公》《穀》或明或暗的攻擊。

然而，《七略》和《移書》的主張不盡是劉歆的最終目標。就《禮》學而言，劉歆的終極目標應是尊隆《周官》之學，那麼《移書》以《逸禮》補充今《禮》經文的主張，應當只是一個更為穩健的前期方案。

《漢志》著錄的《周官傳》四篇無疑是對《周官經》的解釋，此《傳》乃何人所著，今已不得而知。由《周官傳》這一著錄，根據上節《禮》類的相關考證，結合東漢馬融《周官傳》的敘述：

至孝成皇帝，達才通人劉向、子歆，校理祕書，始得列序，著于《録》《略》。然亡其《冬官》一篇，以《考工記》足之。時衆儒並出，共排以爲非是。唯歆獨識，其年尚幼，務在廣覽博觀，又多鋭精于《春秋》。末年，乃知其周公致大平之迹，迹具在斯。奈遭天下倉卒，兵革並起……[114]

可以勾稽劉歆欲立《周官》等經的始末，以及《七略》和《移書》的真意。

成帝時，劉向、歆校書發現了中祕所藏《周官》，[115]此書的內容遭到眾儒的一致反對，只有劉歆重視《周官》。但他其時尚幼，正用功博覽群書，尤其是《左氏春秋》，所以無力與諸儒抗爭。至遲在哀帝初年作《七略》時，劉歆已經備好了《周官傳》，作為未來《周官》立學之資。

然而，《周官》立學的時機還遠未成熟，只得利用爭立《左傳》的契機，一並爭取為更接近《士禮》的《逸禮》立學，暫以作為今文補充的姿態進入官學，再緩圖之。《移書》對《古文尚書》的定位與《逸禮》接近，只是《古書》更能糾正今《書》的訛脫。實際上，《古書》與今《書》相涉的部分，其文本和篇次的差異反映在經說上，有時會帶來巨大的衝突，如伏生《大傳》以《金縢》篇末為安葬周公之事，而《古書》則以為迎接周公。然而《七略》和《移書》沒有論及今、古經在經說上的衝突，只說今文經書存在不少脫簡、脫字，[116]不能不說是一種基於“弱者思維”的策略，畢竟《逸禮》《古書》的師說處於絕對弱勢。較之《逸禮》和《古書》，古文《論語》《孝經》則不宜成為今文的補充，且重要性不及孔子《六經》，故而《移書》無一語及之。

至於劉歆精力所萃的《左傳》，《移書》則不憚直接挑戰官學，批評《公》《穀》“文學錯亂”。[117]對於《左傳》與《公》《穀》在經說上的衝突，劉歆譏嘲今文博士“挾恐見破之私意，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”。[118]

平帝末年，立《左氏春秋》《毛詩》《逸禮》《古文尙書》。《毛詩》被河間獻王立為博士，一直傳承有自，《漢書·儒林傳》說徐敖弟子陳陝爲王莽講學大夫。《逸禮》《古文尙書》得以立學，至少應已具備像《毛傳》一樣簡單的傳注，此次所立不僅是古文，也是古學。平帝立古學，超預期地實現了《七略》和《移書》的目標，但就《禮》學而言，《逸禮》立學仍然未臻完備。新莽建立後，劉歆立《周禮》為《禮經》，神秘的《周官傳》也有了用武之地。至此，《七略》和《移書》關於《禮》學的終極目標，終於得以實現。

劉歆移書之所以以《逸禮》《古書》為先鋒，一個重要原因是二者均是神聖的孔壁古經。《春秋左氏》雖然不是壁經，在劉歆對左丘明的塑造之下，幾乎相當於夫子《春秋》的化身。毫不誇張地說，孔壁古文和《左傳》，乃是《七略》六藝九種的核心。值得玩味的是，對於中祕《逸禮》是否出自孔壁，劉向《別錄》並未明確，劉歆《七略》態度游移，至《移書》則言之鑿鑿；中祕《論語》《孝經》是否出自孔壁，劉向《別錄》也不明確，《七略》又言之鑿鑿，這不能不惹人生疑。反觀劉向提出的“孔壁——孔安國——中祕《古書》”這一敘述框架，究係確有依據，還是劉向相信如此，也不無疑問。王國維所說“後漢以後，古文之名遂為壁中書所專有”[119]，乃至古學多被後世等同於古文甚至壁中書，[120]以及孔安國與古文的密切關係，[121]凡此種種，劉向尤其是劉歆的言論，無疑發揮了至為關鍵的作用。

孔壁古經和《春秋左氏》的核心是孔子。對於《周官》，馬融說劉歆“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”，則在劉歆心目中《周官》的核心是周公。在此意義上，神聖或被塑造為神聖的壁經《逸禮》，只是獨尊周公的一個前期方案。

馬融說中祕《周官》出自“山巖屋壁”，仍然是壁經的思路，[122]中祕《周官》很可能來自河間獻王。《漢志》沒有提到中祕《周官》是否為古文，也許不是，也許不需要是。

注释（向上）

*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“《毛詩傳箋》經學體系研究”（23BZW037）部分成果。

[1]《漢書》卷三十六《楚元王傳》，中華書局，1962年，第1967－1972頁。下文凡引《移書》，不復一一標注頁碼。又，本文的引文標點與所據點校本多有不同，恕不作說明。

[2]班固自述《藝文志》與《七略》的關係，劉歆本傳稱：“歆乃集六藝群書，種別爲《七略》，語在《藝文志》。”《漢志》序也說：“今刪其要，以備篇籍。”又，得見《七略》的阮孝緒《七錄》序云：“固乃因《七略》之辭，為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。”《宋思溪藏本廣弘明集》卷三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18年，第102頁。

[3]姚振宗即將《漢志》全部輯入《七略佚文》，余嘉錫《目錄學發微》推測“《漢志》六略之序，必有十之八九出於劉歆”（中華書局，2009年，第68頁）。又，章宗源《隋書經籍志考證》在《七略》條下列舉了《漢志》與《七略》之差異，可參。

[4]康有為《新學偽經考》力斥《漢志》為劉歆之私說，語多不經。顧實《漢書藝文志講疏》、李零《蘭臺萬卷：讀〈漢書·藝文志〉》每引《移書》以解《漢志》，惟顧、李的今古文立場接近劉歆，或將子駿的說辭當作事實。黃彰健《經今古文學問題新論》多次指出《漢志》本於《七略》之處（臺北：“中央研究院”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82年）。孫顯斌《〈七略〉〈別錄〉編撰考》指出《漢志》序、《書》類小序與《移書》觀點一致，《春秋》類小序與本傳所載劉歆觀點一致（《圖書館雜志》2011年第2期，收入氏著《攻玉集》，北京聯合出版公司，2022年）。馬楠《傳世經部文獻所見脫簡錯簡現象再討論》指出《移書》的核心論點是孔壁《書》《禮》《左氏》較《書》二十九篇、《禮》十七篇、《公羊》《穀梁傳》體系更整全、文本更完備，進而指出《漢志》的《書》《禮》《春秋》書目及部分序文與《移書》的論點一致（《出土文獻》第七輯，中西書局，2015年）。本文更側重於《移書》和《漢志》的意圖及言說策略。

[5]《漢書》卷三十六，第1967頁。

[6]《漢書》卷三十六，第1967頁。

[7]如果只引傳文以解經，大概不能算章句。《漢書·儒林傳》說費直“徒以《彖》《象》《系辭》十篇文言解說《上下經》”，是“亡章句”。《漢書》卷八十八，第3602頁。黃彰健認為劉歆撰有《春秋左氏傳條例》，見氏著《經今古文學問題新論》，第24－29頁。

[8]如錢賓四所說：“今學之要徵，厥在其有章句。”錢穆《兩漢博士家法考》，收入《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》，商務印書館，2001年，第236頁。

[9]《漢書》卷八十八《儒林傳》，第3619頁。

[10]《移書》舉《詩經》以說明武帝時經書文本尚未完備，“一人不能獨盡其經，或爲《雅》，或爲《頌》”，但無一語提及《毛詩》。

[11]“不便以古文稱之”有兩種可能，一是王國維所說“凡《漢志》言古文，皆以與今學相別……《周官經》無今學，自毋庸冠以‘古文’二字”（氏著《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》，《觀堂集林》卷七，中華書局，1959年，第325頁），若然，《左傳》無今學，則不必稱古文以别之；二是劉歆特重孔壁古文，本文猜測劉歆對於不可能衍生自孔壁的古文本，則忽視其“古文”屬性，說詳下節小學類。

[12]《漢紀》成帝河平三年引《別錄》佚文（考證見後文）云：“漢興，張蒼、賈誼皆爲《左氏》訓。劉歆尤善《左氏》。”《漢書·儒林傳》略同。許慎《說文敘》謂“北平侯張倉獻《春秋左氏傳》”。

[13]可以類比《左傳》的是，東漢馬融、鄭玄所注《古文尚書》，經文已經是今字，只是保留了一些古字的寫法。

[14]《漢書》中華書局1962年點校本、《文選》上海古籍1986年標點本均以“春秋”為書名、“左氏丘明”為人名，理解有誤。

[15]考慮到“臧於祕府，伏而未發”與下文“乃陳發祕臧，校理舊文，得此三事”所說一致，應認為此處“臧於祕府”的正是“三事”，包括《逸禮》《書》，那麼“皆古文舊書”的“皆”字，也應包括《逸禮》《書》。

[16]《文選》五臣濟曰“通，卷”，蓋指《左傳》三十卷較《公》《穀》十一卷多二十餘卷。《左》《公》《穀》三者同為傳記之學，篇幅的多寡與學說的優劣無關。故本文不以“通”為卷，而是理解為複本。

[17]《古書》《逸禮》可以有河間獻王、魯淹中等其他來源的古文複本，《左傳》除了張蒼所獻可能是古文，未聞有其他來源的古文本。

[18]東漢學者所據《左傳》已是今文本。據陸駿元考察，服虔所注《左傳》是一個今古錯雜的迻寫本，見陸駿元《服虔〈春秋左氏傳解誼〉詁經理路探原——兼論〈左傳〉古今文本之嬗變脈絡》，《文史》待刊稿。

[19]參王國維《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》，《觀堂集林》卷七，第322頁。

[20]《漢書》卷五十三《景十三王傳》，第2410頁。《漢書》列舉上述古文舊書後，又說“其學舉六藝，立《毛氏詩》《左氏春秋》博士”。河間獻王所立《左氏春秋》博士，據《漢書·儒林傳》是賈誼弟子貫公，其《左氏》當是賈誼傳授本，不應是古經。則與《左氏春秋》並立的《毛氏詩》也不應是古經。

[21]劉歆特別重視古經，《漢志》不容有遺漏，說詳下節。

[22]與《毛詩》並列的《穀梁》當然不是古經。

[23]《孫氏覆宋本說文解字》卷十五上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21年，第528頁。

[24]參吳仰湘《〈易〉孟氏古文說與漢代經學今古文問題》，《中國社會科學》2023年第7期，第181－203頁。

[25]《說文》實際的徵引情況可能不限於上述諸家，或者與後人對各家經文的認識存在偏差。

[26]王國維《〈說文〉所謂古文說》，《觀堂集林》卷七，第316頁。

[27]高明先生已有此見，徐芹庭轉述說其說：“‘皆古文也’乃為《論語》《孝經》而發也。蓋以上五經皆云家派，唯《論語》《孝經》無，故以‘古文’著之，謂所引二書據古文本也。”見李學勤《〈說文〉前敘稱經說》，《漯河職業技術學院學報》2003年第2期，第77頁。

[28]馬宗霍《說文解字引經考》之《引易考敘例》，臺北：學生書局，1975年，第23頁。

[29]《毛詩》既無古經，則是由漢人寫定，與三家《詩》同樣不屬於“舊書”。

[30]錢穆《兩漢博士家法考》，收入《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》，第233頁。

[31]錢先生區別古文與古學、今文與今學，洵為卓識。但認為劉歆批評的只是章句之學的弊端，沒有貶抑《公》《穀》，則有失偏頗。

[32]《漢志》言：“秦燔書禁學，濟南伏生獨壁藏之。”是劉歆承認伏生本出於壁藏之古文。《漢志》又言：“漢興亡失，求得二十九篇。”是並《泰誓》言之。

[33]如果“今其書見在”是指轉寫為今文的本子，則章句繁多，不能說是“時師傳讀而已”。

[34]《尚書正義》引《別錄》曰：“武帝末，民有得《泰誓》書於壁內者，獻之。與博士，使讀說之，數月皆起，傳以教人。”《影印南宋官版尚書正義》卷一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20頁上。《文選》李善注引《七略》曰：“孝武皇帝末，有人得《泰誓》書於壁中者，獻之。與博士，使讚説之，因傳以教，今《泰誓篇》是也。”《文選》卷四十三《移書讓太常博士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1953頁。

[35]劉歆對今文《尚書》來源的這一敘述，與後來古文學誇大伏生口傳缺陷的策略不同。如《漢書》注引衛宏《詔定古文尙書序》云：“伏生老，不能正言，言不可曉也，使其女傳言敎錯。齊人語多與潁川異，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，略以其意屬讀而已。”《漢書》卷八十八，第3603頁。晚出孔安國《尚書序》則說“濟南伏生，年過九十，失其本經，口以傳授，裁二十餘篇”，刻意抹去壁藏這一今文經的來源，以示孔壁古文本的寶貴。

[36]《移書》可能還暗示傳《左氏》的賈誼，是武帝以前惟一的“在漢朝之儒”（《文選》無“漢”字，義同），其他今文經師，都不過是諸侯王國人。對“在漢朝之儒”的解讀，參錢大昕之說，見〔清〕王先謙《漢書補注》，中華書局，1983年，第967頁上。

[37]《文選》李善注本無“傳”字。

[38]《史記》卷一百二十一，中華書局，2013年，第3770頁。

[39]《史記》“今文”，《漢書》作“今文字”，則除了以伏生本識讀這一理解之外，《漢書》還會帶來另一種理解：孔安國本來具備識讀古文字的能力，不必依照今文本。

[40]陳侃理《司馬遷十歲誦古文辨》，收入氏著《文史星曆：秦漢史叢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4年，第45頁。

[41]〔漢〕荀悅《漢紀》卷二十五，中華書局，2002年，第434－435頁。

[42]說見〔清〕閻若璩《尚書古文疏證》卷二。

[43]〔清〕姚振宗《七略別錄佚文》。余嘉錫《漢書藝文志索隱稿（選刊序、六藝）》上，《中國經學》第2輯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－13頁；余嘉錫《漢書藝文志索隱稿（選刊序、六藝）》下，《中國經學》第3輯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1－11頁。

[44]《別錄》的成書可能在《七略》之後，相關研究參孫顯斌《〈七略〉〈別錄〉編撰考》。與孫先生觀點有所不同，鑒於《漢紀》引《別錄》佚文中的《春秋》等內容獨具劉向特色，且已經具備六藝及諸子二略中的各小類，筆者認為這些小序和分類是劉向生前所著，為劉歆《七略》所本。佚文中平帝、王莽等劉向身後的內容，不知何人所補，筆者認為這些補記也屬於《別錄》，與劉向所書內容同為《漢書·儒林傳》《藝文志》所參考。

[45]《漢書》卷三十，第1718、1719頁。

[46]“《孝經》古孔氏”這一書名雖然出自《七略》，也應是劉向校書所定，故在此連劉向一並討論。

[47]余嘉錫《漢書藝文志索隱稿》辨證《漢紀》“孔安國家獻之”出自《別錄》，已如前述。對於班《志》“安國獻之”，余先生又謂“班固用《輯略》之文，不當紀述失實，此必晉、宋以後人所妄改”，是未識劉歆《輯略》更動《別錄》以尊崇古文的用意。又，《漢志》“家”字當非“晉、宋以後人所妄改”。倘若晉朝出現的孔安國《尚書序》所據《漢志》原有“家”字，偽序作者可能就會意識到巫蠱時安國已卒，便不會敘述孔安國“定五十八篇，既畢，會國有巫蠱事……傳之子孫，以貽後代”云云。有趣的是，偽序作者也借着巫蠱事件為《古文尚書》未能立學來開脫，與劉歆的意圖同出一轍。

[48]說詳下節《禮》類。

[49]錢穆《劉向歆父子年譜》，收入《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》，第74－76頁。顧實《漢書藝文志講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0頁。

[50]顧實認為“歆奏《七略》，在建平元年之春夏間矣”。

[51]《漢書》卷三十《藝文志》，第1701頁。下文徵引《漢志》，不再標注頁碼。

[52]王先謙《漢書補注》卷三十先謙曰：“《魯恭王傳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，好治宫室，二十八年薨（原注：據《表》在元光四年），不得至武帝末。《論衡》以爲孝景時，是也。”第868頁下。

[53]黃暉《論衡校釋》卷二十，中華書局，1990年，第861頁。

[54]《漢書》卷五十三，第2414頁。

[55]《漢書》卷八十一《匡張孔馬傳》，第3352頁。

[56]學者或以為劉向為今文補入了脫簡，非是。余嘉錫《漢書藝文志索隱稿》謂：“如劉向校書之時，以古文補今文脫簡，是奪博士之業，破壞其家法也。不獨博士必力爭，且亦非令甲之所許也。”

[57]又，《太平御覽》卷六百十八引“劉向《七略》曰：古文或誤以見爲典，以陶爲隂，如此類多”，馬國翰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、姚振宗《七略別錄佚文》、章太炎《七略別錄佚文徵》均繫於《古文尚書》，無據。嚴可均《全漢文》收在《史籀》之後，未繫於某書。又，《北堂書鈔》卷一百一引作“劉歆《七略》”云云。

[58]參王先謙《漢書補注》卷三十，第869頁上；錢穆《兩漢博士家法考》，收入《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》，第252頁；李零《蘭臺萬卷：讀〈漢書·藝文志〉》，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11年，第25－26頁。

[59]《後漢書》卷三十六《鄭范陳賈張列傳》，中華書局，1965年，第1239頁。

[60]錢賓四不認為《志》文這裡的“古文”是指區別於今文的古文，而認為是指《詩》《書》《六藝》。他對這裡的解釋是：“此謂《六藝》中惟《書》最為難讀。因為朝廷當時之號令，以告於眾人之前，故近語體，其文不雅，非以今語解古語則不可曉也。”是把“讀應爾雅”解釋為應該雅、而未雅。說亦可通，可是驗之《賈逵傳》，下句是“詔令撰歐陽、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”，必定指的是《古文尚書》與今文的差異，故不從錢先生說。

[61]黃彰健認為：“《漢志》本於《七略》，而《七略》奏進於哀帝時，其時《周禮》未立於學官，故其稱經，當係其舊稱。”見氏著《經今古文學問題新論》，第122頁。

[62]《宋本漢書》第九冊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66頁。此卷是以南宋劉元起刊本配補。

[63]檢《漢紀》明正德本、嘉靖本、萬曆本如此。

[64]檢唐以前文獻，除《漢紀》外，“魯壁”僅見於北周宇文逌《庾開府集序》“魯壁魏墳，縹帙緗囊之記”。

[65]在此對劉歆用意的推測，乃是基於宋人改本《漢書》。如果依照舊本《漢書》，同樣意味着《移書》刻意隱去了魯淹中這一來源，同時，正如《移書》刻意隱去“安國以今文讀”《古書》一樣，劉歆還絕口未提今文《禮》對於校得《逸禮》所提供的幫助。

[66]參洪業《儀禮引得序》，《洪業論學集》，中華書局，1983年。

[67]此外，《禮》類書目中的《古封禪群祀》，作為天子禮，可能也是劉歆有選擇地收錄以對抗官學。

[68]姚振宗《七略別錄佚文》以為荀悅語。案此段《別錄》佚文後另有荀悅案語，則此處不應有荀悅語。這些劉向身後的內容，筆者猜測是班固以前之人補入《別錄》。

[69]《周禮正義》云：“居攝三年九月，歆爲羲和，與博士諸儒議莽母功顯君服，已云‘發得《周禮》，以明殷監’。又引《司服職》文，亦稱‘周禮’。然則歆建《周官》以爲《周禮》，疑在莽居攝、歆爲羲和以前。”〔清〕孫詒讓《周禮正義》卷一，中華書局，1987年，第3頁。

[70]《經典釋文》卷一，中華書局，1983年，第11頁。

[71]孫詒讓以為二者為一事，《釋文》記載有誤。

[72]《王莽傳》載始建國四年（12）置《六經》祭酒各一人，其《春秋》祭酒左咸傳《公羊》顏氏，《詩》祭酒滿昌傳《齊詩》。王莽任用今古文學者家法情況，可參程元敏《漢經學史》，臺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2018年，第240－242頁。

[73]據《漢書》卷十二《平帝紀》，第357頁；卷九十九上《王莽傳》，第4069頁。

[74]據《漢書·平帝紀》。

[75]《漢書·儒林傳》贊謂諸學之立在“平帝時”。

[76]《漢書》卷二十二，第1033頁。

[77]《漢書》卷二十二，第1038頁。

[78]陳蘇鎮《〈春秋〉與“漢道”——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》，中華書局，2011年，第363頁。

[79]《禮樂志》關於王者因前王禮樂的說法，又見於《公羊》家董仲舒之對策，但《禮樂志》“稍稍制作”的說法，與董仲舒不同，陳先生認為是古文家的主張。

[80]《漢書》卷二十二，第1035頁。

[81]《漢書》卷二十二，第1071頁。

[82]參厲承祥《天生民與父事天：元始儀再認識》，《漢代國家四種喪祭禮儀研究——以皇帝與天關係的理論建構為中心》，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學位論文，2024年。

[83]參陳蘇鎮《說“王者”：漢儒對皇帝角色的期待與構建》，《北大史學》2023年第1輯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23年，第1－9頁。

[84]金景芳說：“《六藝略》於《春秋》說：‘左史記言，右史記事，事為《春秋》，言為《尚書》，帝王靡不同之。’尤為謬妄。因為《莊子·天下》明言‘《書》以道事’，《荀子·儒效》明言‘《書》言是其事也’。怎能說‘事為《春秋》，言為《尚書》，帝王靡不同之’呢？且先秦及漢初言六經的如《荀子·勸學》‘《詩》《書》故而不切’。《春秋繁露·玉杯》說：‘《詩》《書》序其志，《易》《春秋》明其知。’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說：‘《春秋》推見至隱，《易》本隱之以顯。’都是《詩》《書》對舉，《易》《春秋》對舉，哪有《春秋》與《尚書》對舉之事？孔子和董仲舒都說‘《春秋》以道義’，怎能說‘事為《春秋》’呢？分明是為《左傳》爭一席地。”金景芳《孔子的這一份珍貴的遺產——六經》，《金景芳古史論集》，吉林大學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135－136頁。

[85]《史記》卷十四，第642頁。

[86]《史記》卷十四，第641－642頁。

[87]有趣的是，順着孔子言夏禮、殷禮，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：周禮吾能言之，魯不足徵也。這當然不是劉歆想要的，為此，劉歆從孔子所說“足則吾能徵之矣”下手，說“以魯周公之國，禮文備物，史官有法”，論證魯國“足徵”，那麼孔子據魯史而作《春秋》，以及“魯太史”左丘明的參與，就順理成章了。

[88]《史記》卷一百三十《太史公自序》，第3975頁。

[89]〔清〕蘇輿《春秋繁露義證》卷六，中華書局，1992年，第159頁。

[90]參〔清〕皮錫瑞《經學通論》之《春秋》十三，中華書局，2018年，第393頁。

[91]其實劉歆對《左氏》的辯護與孔子《春秋》不可書見之間自相矛盾，意味着在是否書寫本事這一問題上，左丘明跟孔子的認識不統一。

[92]楊樹達《漢書窺管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215頁。相關討論見孫顯斌《讀漢代三目札記兩則》，收入氏著《攻玉集》，第184－185頁。

[93]《漢紀》卷二十五，第435頁。

[94]陳侃理說：“先秦書籍要在秦漢流行傳佈，不能不用當時通行的隸書‘今字’來抄寫。比如馬王堆帛書中抄寫精善的漢初傳本《春秋事語》《戰國縱橫家書》，都以當時流行的書體抄寫，基本上屬於秦系文字。將考察範圍擴大到已出土的全部西漢簡牘古書，也未見到使用戰國文字的。”見陳侃理《司馬遷十歲誦古文辨》，收入氏著《文史星曆：秦漢史叢稿》，第44頁。

[95]《經典釋文》卷一，第5頁下。

[96]《隋志》作“其本皆古字，號曰古文《易》”，含義與《釋文》迥別。《隋書》卷三十二，中華書局，1973年，第912頁。“其本皆古字”則是古經，毋需“號曰古文《易》”。

[97]參余嘉錫《漢書藝文志索隱稿》。

[98]〔清〕魏源《詩古微》上編之一，《魏源全集》第一冊，嶽麓書社，2004年，第127頁。

[99]又，皇侃《論語義疏》序引《別錄》云“合壁所得，謂之《古論》”，說明“合壁”本是最具代表性的《古論》，不能說明中祕本即是此本。〔梁〕皇侃《論語義疏》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8年，第11頁。

[100]《孫氏覆宋本說文解字》卷十五上，第523頁。

[101]參張富海《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（修訂版）》，中西書局，2023年，第2頁。

[102]《孫氏覆宋本說文解字》卷十五上，第523頁。

[103]許慎以《春秋經》出自孔壁，張倉獻《春秋左氏傳》。不同的是，《論衡·案書篇》則以“《春秋左氏傳》者，蓋出孔子壁中”（《論衡校釋》卷二十九，第1161頁）。《佚文篇》所舉壁經亦有《春秋》三十篇。

[104]《經典釋文》卷一《序錄》之禮類，第11頁。

[105]王國維《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》，《觀堂集林》卷七，第325頁。

[106]《初學記》卷二十一，中華書局，1962年，第500頁。

[107]《漢書》卷八十八，第3620－3621頁。

[108]黃彰健認為此序全文皆本於《七略》，見《經今古文學問題新論》，第46、58頁。

[109]語出建初八年章帝詔，見《後漢書》卷三《章帝紀》，第145頁。

[110]有趣的是，班彪的伯父班伯少受《詩》於師丹，師丹在劉歆移書時任大司空。正是在師丹的激烈反對下，劉歆出走。

[111]關於六經的不同次序及其意義，可參廖名春《“六經”次序探源》，《歷史研究》2002年第2期，第32－41頁；馬楠《章句的體系性特徵及其東漢以來的三種發展路徑》，《傳統文化研究》2024年第2期。惟論者多以《易》《書》《詩》《禮》《樂》《春秋》的六經次序始於劉歆《七略》，其實《漢紀》引《別錄》已具備六藝和諸子的分類及次序，劉歆當本於劉向。《漢書敘傳》“劉向司籍，九流以别”可證班固所據《別錄》，與《漢紀》引《別錄》一樣具備諸子九流的分類，則《漢紀》引《別錄》中的六藝次序，也應是劉向所定。

[112]除了《漢志》所見，《文選》卷四十三《移書讓太常博士》李善注引《七略》曰“《禮》家，先魯有桓生，説經頗異”，即《移書》中的魯國桓公。

[113]《漢書補注》卷三十六引何焯曰：“內謂陳發祕藏，外謂民間桓公、貫公、庸生遺學。”第968頁上。

[114]《景宋八行本周禮疏》卷一《序周禮廢興》，貴州教育出版社，2020年，第11頁。

[115]賈公彥《序周禮廢興》把馬融所謂“劉向子歆”理解為劉歆一人，“錄略”理解為劉歆《七略》，非是。

[116]惟《孝經》類小序說“諸家說不安處，古文字讀皆異”，提到了今文學的“說”存在問題。

[117]由《移書》下文“故下明詔，詩《左氏》可立不”，知“閔文學錯亂”主要就《春秋》學而言。

[118]對此，賈逵說：“建平中，侍中劉歆欲立《左氏》，不先暴論大義，而輕移太常，恃其義長，詆挫諸儒，諸儒内懷不服，相與排之。”見《後漢書》卷三十六，第1237頁。

[119]王國維《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》，《觀堂集林》卷七，第327頁。

[120]如王充以《左傳》為壁中書，《隋志》以費氏《易》為古文，後學多以《毛詩》為古文。學者多相信中秘《尚書》《逸禮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為壁經，更無論矣。

[121]《後漢書·儒林傳》以《禮古經》五十六篇及《周官經》六篇為孔安國所獻。學者又多以孔安國曾為古文《論語》作傳。

[122]〔漢〕馬融《周官傳》云：“秦自孝公已下，用商君之法，其政酷烈，與《周官》相反。故始皇禁挾書，特疾惡，欲絶滅之，搜求焚燒之獨悉，是以隱藏百年。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，開獻書之路，既出於山巖屋壁，復入于秘府。”《景宋八行本周禮疏》卷一《序周禮廢興》，第11頁。此說當是為了應對漢儒對《周官》在諸經中最為晚出的質疑，古文家所作的辯解。

作者简介

李霖，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，致力於藉助文獻學的方法研治中國經學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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